卡普欽斯基的人文關懷 -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讀書心得

你的旅遊、他的歷史

　　我喜歡閱讀一個人的人生。這裡指的其實不只是自傳，而是人用歷經一生淬礪後的經驗所撰寫的文字，這樣的文字往往散發著精煉的智慧、豐足的經驗談、高度的整合、甚至是純熟的筆觸（尤其是一生都在寫作的作者）。而往往這樣的大作，都是在人生將盡的晚年才會出現。例如，我讀蘇珊．桑塔格年輕時候所寫的《疾病的隱喻》，這本源自於博士論文改寫的大作流傳數十年，被譽為社會學不得不念的作品，但是仍能讀出作者文筆的青澀、著重論述的匠氣、甚至是一股年輕的氣息。然後是蘇珊．桑塔格晚年的最後一本書，《旁觀他人之痛苦》，成書不久後作者便與世長辭。然而作為讀者的我何其有幸地得以用著作來去閱覽一個作者的一生，比較其文字的改變。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一書，閱讀經驗無疑是出自名家之筆，文字無處不看見桑塔格的人生經驗之累積，處處留露出對社會、生命的關懷。桑塔格的筆觸在晚年亦更為純熟，她經常在描述一個主題的時候是發散的，不斷地繞著主軸加入豐富的例證、心得、回憶，讀起來幾乎要忘記自己是在閱讀，而是以為自己在與桑塔格對話了！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便是這樣的一本書。相當巧的，卡普欽斯基同樣是在人生將盡的垂暮之年寫下這最後一本書，我猜想亦是以某種回顧自己人生起點的心情去寫下的吧。試想著他下筆的感受，在人生的黃昏，他某天某日，又或著早已醞釀許久，寫下自己記者生命的起點。時間距今五、六十年前，從他第一次離開波蘭之始，帶著新聞社長官送給他的書，兩千多年前希臘人希羅多德寫的《歷史》踏上旅程，爾後的數年間，希羅多德成為他的良師、摯友、旅伴。卡普欽斯基遊歷歐洲、非洲、亞洲，在當時還甚為動亂的世界局勢裡，用文字紀錄下一件件的世界大事，再用電報發回波蘭新聞社。然而他一邊在世界旅行，他的心靈也隨著希羅多德在兩千多年前的世界壯遊。這是多麼美麗的平行對比！無怪乎卡普欽斯基要以一本書的篇幅去記述他與希羅多德的旅行。

　　在卡普欽斯基剛成為記者的那個年代，跨國記者是辛勞與充滿志向的一份職業，更甚之往往在旅途上必須承受一個人的孤獨、不同國家政局動盪的不確定性、更有時候得經歷戰場或是流寇橫行區域的危險，在經歷各種旅程中的艱困時，想必卡普欽斯基必定經常省視自己旅行的意義吧。這時候希羅多德的《歷史》反而成了他精神上的居處，卡普欽斯基書中也常說，在跨國旅行記者的生活中經常得遇到難以面對的事情，例如他在非洲各處看到的動亂、貧窮與傷亡，這種時候閱讀《歷史》變成他短暫跳離現實世界的方法。他反覆閱讀《歷史》，一遍又一遍，然後思考。每到一個新的環境，遇到一次新聞事件，他便將現實世界中的媒材與兩千年前的《歷史》做比較，尤其是卡普欽斯基與希羅多德兩者跨越千年時空的旅行在地理位置上有重疊之時，更使卡普欽斯基從比較中得到樂趣與省思。

　　卡普欽斯基在《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一書中，大多時候都不是在講〝自己的旅行〞，而是大量地徵引《歷史》一書中的記述，不斷地跟讀者介紹〝希羅多德的旅行〞，鉅細靡遺。而卡普欽斯基自己的旅行在書中的腳色，通常是潤飾他現在又到了何處，在哪個國家閱讀《歷史》，那個年代發生的歷史新聞事件，以及他比對希羅多德的文字與當下自己處境後得到的心得。這確實是一部記者式的記述文學，但是記述的他人（希羅多德）經歷遠比自己（卡普欽斯基）還要多。到底卡普欽斯基想要透過這樣的方式表達什麼？我在想也許他想重現希羅多德的形象，也可能是跳脫記述文學的主體（誰說記述文學不能幫他人的經驗作記述呢），但是更深刻地能從字裡行間閱讀到的是卡普欽斯基對於希羅多德經歷的共鳴。卡普欽斯基非常珍惜希羅多德的遊歷經驗，視若珍寶，對於希羅多德強大的知識經驗感到敬佩，且透過情感與知識的共鳴，卡普欽斯基那段時間裡彷彿活出兩個平行的旅行人生，這對他想必收穫甚大。而彷若傳承一般，卡普欽斯基寫下了這本書，他寫下的是他帶著希羅多德旅行的人生，而我們讀者呢？我們讀者豈不彷若是同時帶著卡普欽斯基與希羅多德去旅行（或徜徉在他們的旅行中）。所以接下來便是我徜徉於他們旅行中的些許心得。

卡普欽斯基的希羅多德熱

　　在整本《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的章節、段落、文句中，你很難不嗅到卡普欽斯基對希羅多德的感情之深。就關係來說，他們是超越時空的友人、旅伴、摯友、談論對象、導師、啟發者......；就感情的類型來看，是孺慕、是真誠的友誼、是跨時空的患難同袍、更如同家人、益友。《歷史》一書如同希羅多德本人的具現化般陪著1960年代青年有為的卡普欽斯基在歐洲、非洲、亞洲與中國等地遊歷，書中數十個故事以及無數的脫題描述都被反覆閱讀幾至背誦，希羅多德與卡普欽斯基已經絕對地、卻又單方向地親暱。然而隨著對希羅多德一人的認識越深、揣想地越細膩，卡普欽斯基更無法在情感及生命經驗上離開希羅多德，進而成為他生命一部份的原型，卡普欽斯基在人生將盡的最後時光，寫下的這最後一本書，卻是描述他做為記者的起點與希羅多德的纏結之始，這不正是對於這段跨時空的緊密關係的證明嗎。在最後的一段，卡普欽斯基卻說了「雖說希羅多德與他人相處，總是直爽、仁善、敦厚，但我總有個感覺，自己不配與這位巨人往來，這樣挺冒昧的。不過，能有此機緣，我一直心存感謝」，這突如其來的謙虛之情，其實更顯得了卡普欽斯基對希羅多德的感情之深刻。

　　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卡普欽斯基尤其喜歡進行一項思想活動，那便是極盡所能地去同理希羅多德旅行當下的一切感受。他相當熱衷於討論：希羅多德當時走在旅途上是什麼感受呢？他有旅伴或隨行的奴僕嗎？他遇到了一個文化語言皆新異的國家人民時，會怎麼進行第一次的互動？他汲汲營營於蒐集口耳相傳的資料，是否曾經被拒絕、驅逐、甚至遇到過危險？他真的相信自己聽到的這段故事嗎？諸如此類的討論貫穿全書，卡普欽斯基彷彿是不脫胎換骨成希羅多德本人般地不罷休持續揣想著各種極細膩的問題。

　　卡普欽斯基細膩探討希羅多德的問題中，我最喜歡的是大量「求證考究」之探討。希羅多德在兩千多年前的歐洲、北非、西亞等地，在資訊不通、交通不便的環境下遊歷各地，探訪國家與部族並於晚年寫下《歷史》一書，他靠的是什麼？是旅途中隨處遇見的人們的口述、介紹、還有他親身探訪的經驗。但是希羅多德真的相信嗎，相信這些如今可謂為〝道聽塗說〞的口耳相傳。其實希羅多德很努力了，至少以那個時代來看，他對於考證做了許多的努力，只要是能到的地方，他都會在書中加註自己親臨該地考察的經驗與省思。而更重要的是希羅多德於記述中保留了大量的客觀提醒，他常常這樣說：「根據博學多聞的波斯人......，根據腓尼基人的說詞是......」，他也會在引述完別人的說法後又說：「以上，分別為波斯人與腓尼基人的說法。二種說法，孰近事實？我無意論斷。以下，我要根據本人確知之實情，指出......，而後再述其餘的歷史。人類的聚落、城邦，不分大小，我都會一一描寫。有昔大而今小者，有今強而昔弱者，然均為我書寫的對象。我相信，人類之幸福，絕不永駐於某一地」。看完這兩千多年前的記述，絕對不亞於現代記者的專業與客觀。考量時間與歷史背景後，更會佩服希羅多德於數千年前就有這般求真求確的精神，以及理性考證推理的習慣。卡普欽斯基如此敬佩於希羅多德，想必有一部分便是出於對希羅多德的這份精神所致吧。

卡普欽斯基的波蘭

　　在這裡先容許我的政治不正確與偏見，但是觀看《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一書，往往會受到卡普欽斯基追求自由的精神所感染，很難想像這位年輕記者其實是出身於赤色政治下的波蘭，而他頭一份記者工作便是服務於〝青年先鋒報〞。但卡普欽斯基也並不是一出生便完全在社會主義環境中長大。事實上他1932年出生後，直到1948年波蘭的工人黨成立、1952年才改名為波蘭人民共和國。而此之後直到1989年波蘭修憲才真正脫離了共產體制的統治。16歲以前的卡普欽斯基想必已經定下個性與個人特色的基礎─崇尚自由。貫穿全書的一項重要精神，卡普欽斯基一再重申的內在衝動與渴望便是〝跨越邊界〞，他說「邊界另一邊是我不可思議、無法想像的，真的嗎？於是我內心生起強烈渴望，令我心神不寧，折磨我，誘惑我；然而我所渴望的，其實並不過份，我只想做一件事：體驗那跨越邊界的一刻」。他第一次擔任記者，便告訴總編輯他渴望出國採訪。這在當時的波蘭是件大事，不只是因為當局，更由於當時跨國記者還不如現在普及，而根據卡普欽斯基的記述，在後來幾年的國際遊歷期間，他常常是當地唯一甚至空前的波蘭記者。於是打從他第一回被派往印度，從離開華沙，飛機短暫降落停留於羅馬開始，跨越邊界就成了卡普欽斯基一生的職業，如同他所說的，無論對他或是對希羅多德來說，家的定義就此模糊。我特別喜歡這句他對自己的描述：「旅途，就是我們的資訊來源，我們的珍寶、財富。唯有在旅途上，我們記者才會覺得舒坦，像在家裡一樣」。

　　跨越界線對卡普欽斯基的影響不只是從一個場域跨到另一個場域，更是從一個政局看到另一個相異甚至相反的政局。人的價值觀縱使受到母國的深切影響，但是實際經驗對於一個人的衝擊往往更是永久性的改變。卡普欽斯基打從體驗到自由、嗅聞到新世界的一切物事以後，就像是不可逆的化學反應、又像是誘人的果實一般，他再也無法真正地歸屬於一處或是將某個地址定義為舒適的家。對任何新穎事物的獲知與學習成為他一再跨越邊界的動力。而在這樣的過程中，他知道了很多、學習了很多，內在改變的想必更多。「知」的力量很大，它能在人的心中種下深刻的種子，我特別想岔題地分享一本不久前看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書：《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讀完後馬上被列為我重要書目排行榜的前幾名。書中提到一位北韓巡航艦的海軍將領，某次船駛到南北韓海域邊界附近的時候，船上的廣播意外收到了南韓的訊號，正播放著詼諧的午後肥皂劇，內容描述兩位女性為了爭奪路邊的停車格而大打出手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我們聽來如此平常且幽默，但是對這位北韓將領卻大感詫異，他心想怎麼可能？在北韓光是擁有一台私家轎車就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更別說是在路邊找不到停車位這種如天方夜譚般的事情。思索一陣以後，這位將領當下判斷這應該是南韓用來魅惑人心（一如北韓經常教導人民的南韓形象）的荒謬假劇情。而不消幾年，這位將領便叛逃到南韓了。

　　所以我很好奇，當然這份好奇有些出於我對共產體制的偏見與想像，卡普欽斯基在遊歷中，先是看到與自己家鄉相仿的國家（如中國，但其實卡普欽斯基自己對中國的看法也是相當訝異），然後是較為自由的體制（如羅馬）；同時也看見了富裕與貧窮（例如在印度看到的雨季難民，生死之事對他們來說相當平凡甚至廉價）；也看到了盛世與動盪（如他當時以及後來反覆回去的非洲各國，戰亂及政府更迭是常事）。這些「知」到底改變了卡普欽斯基些什麼？能夠被細膩地解構或描述嗎？如同卡普欽斯基這樣子經歷豐富的記者，他的人生他的智慧，是不是有難以被取代的珍貴性值得我努力去深掘、去吸收。這些問題一出，我便如頓悟一般地理解了為何卡普欽斯基要對希羅多德如此地執著與反覆深思，而這份同理也許只有跟隨前人踏上旅程才能真正逐步逼近的吧。

卡普欽斯基的中國印象

　　這裡又是一個透過記者的眼睛去觀看時代場景的好例子。閱讀《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時候，最讓我感興趣的段落之一便是卡普欽斯基的中國行。這裡得再重申一次，卡普欽斯基十幾歲起所在的波蘭便已經由工人黨執政，隨後赤化為共產主義國家。對於當時外派到中國的卡普欽斯基來說，他所使用的身分可是「社會主義同志」、「邦國的旅行記者」，其於中國受到的禮遇款待可想而知。但是卡普欽斯基骨子裡並非一位國族主義者，相反地，他更有著不受制於時空政局左右的心靈。他打從第一回跨越疆界，飛離華沙開始，就已經遠離純正的黨內同志一詞了。他初至當時相較於波蘭更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對於黨治底下承襲了傳統華人高度群體化、單調化的中國狀況感到驚訝。例如他初來乍到中國境內時，搭火車的一段記述：「他們的穿著都一個模樣，男人清一色穿深藍色丹寧布夾克，扣子扣到脖子頂端。女人則穿土花布洋裝，剪裁的式樣都一致。他們都正襟危坐，沉默不語，通通面朝前方」。卡普欽斯基對中國的第一印象，大概就像是生產線上人型玩偶般，一個個都像是精心設計的模板製出來地一樣規矩、一樣方圓。而關於這樣的情形，相信身為與中國有深切歷史牽連的臺灣讀者會更能體會，所以我意外地在譯註中找到一段讀起來相當有興味的描述：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956年初，毛澤東認為中央的黨國體制過於龐大臃腫，運轉不易，想發動「整風」來改造黨員，改善黨組織。毛當時以為知識份子只能依附黨而存在，已失其獨立性，想鼓勵知識分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供諍言，以遂行毛的改造策略，一時又稱雙百運動。1957年又號召黨外人士「大鳴大放」。豈料許多知識份子對黨有滿腹牢騷，批評激烈異常，甚至直接挑釁毛，衝擊到中共的權威與合法性，大大逾越了毛的估計。毛盛怒之下，硬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說成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於1957年6月發動反右運動，把這些知識份子打成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使之淪為政治賤民。原本還有一點微弱制衡作用的知識份子的聲音遭受完全鎮壓，中共的黨國體制遂成完全聽不見民意的龐然巨怪，種下後來大躍進時期數年大飢荒的禍因。

出自第05章〝毛主席的雙百運動〞，譯註 3

　　相信許多人讀了都會同我一般，有股了然於胸的趣味。

　　卡普欽斯基在香港買了許多禁書帶到北京的小旅館去看，消磨時間。而又得時時提防著美其名為協助實則看管他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兼翻譯官。令我意外的是卡普欽斯基看的書經常是連現代的本土華人都嫌生硬的題材，更何況他同時還在學習著中文（雖然他買的書也多為英譯本）。例如他讀了《毛澤東選集》、莊子的《南華真經》、老子的《道德經》、柳無忌的《儒家思想小史》，還有一些西方學者的中國評論。他有沒有讀完這些書或是真的理解書中的意思我不得而知，但很清楚地，卡普欽斯基對於中文字的學習是感到困擾的，對於小小一個方塊字卻有這麼多的涵義甚至讀音也甚感困擾。而在脫離了中國的章節後，我便再也沒看到卡普欽斯基對於中文提出任何的討論。

　　短短的中國行中，卡普欽斯基對於一項中國的傲人景物卻有強烈的批判，那便是長城。他以一種幾近譴責的口吻說明長城在他看來的隱喻，是一個封鎖古代中國對外外交、互動交流、學習成長的障礙。他認為長城的建造除了在實質上勞民傷財外，更反映了古中國帝王將天下視為所有物的象徵，直言便是帝王對於國家擁有絕對的制裁權力，將民命視若草芥，享有的權利遠高於責任。他認為中國的精力就在這樣封閉的家天下中被耗掉了，不理性且勞而無益。為什麼卡普欽斯基特別對於長城，或長城所代表的古中國如此生氣呢？其實稍微瞭解歐洲的歷史便不難理解。歐洲近代史中，國王雖然是權力的核心，但不擁有天下。原本佔據各地的列強與諸侯王族出於協定與和平考量，結盟並選出國王，國王的角色更像是一個協調者，縱有號令群雄的權力，但絕對必須認識到一旦荒政，隨時有諸強能取而代之。兩相比較下便能大概猜想出卡普欽斯基的不解所在，而對於一個初至的國家之歷史生氣，也微微地看出他跨越時空的人文關懷。

卡普欽斯基的人文關懷

　　如果是個喜歡讀小說或是劇情結構完整故事的讀者，想必看完《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當下會感到一頭霧水。到底卡普欽斯基想表達什麼？為什麼全書就像是一篇篇的旅行日誌，但是日誌內容所回顧的希臘歷史又遠比作者本人經歷還要多？而無論是對於旅行的記事還是對希羅多德《歷史》的討論，卡普欽斯基都將個人感情與記者的客觀切割地相當完好。你也許會看到他對當代時事的評論，但卻甚少批評或讚美（長城一事是難得的例外）。但是在讀完全書、貫通章節間的關連性後，卻感受到卡普欽斯基對於他所走訪過的世界，那潛抑卻又強烈的人文關懷。他特別喜歡紀錄地方人民的生活，例如對於印度皇宮中那些一生為奴僕的人便細膩到連耳環、衣飾都仔細描述。在非洲等地遊歷，他對於貧童的日常生活、讓他暫宿之處的當地主人等，都保留個人層次的描述。是什麼樣的個人特質，會讓一位記者著眼在如此細膩之處，在老年遲暮的回憶時光，憑藉著年輕時候的一本本筆記再度寫出來，記述成書？正如同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所寫的，他希望保留過去歷史上人事物（希羅多德尤其著重戰爭）的經歷，留給後世的人參考，希望他們能不忘記過往的教訓，能減免重複犯錯而謀求當下人民的幸福。卡普欽斯基也是這樣的吧！彷彿不著邊際的隨心記述中，其實平淡地訴說著的不只是旅行，還包含了旅人對這世界炙熱的心。